□路秉仁

　　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时节，街头巷尾，随处可闻关于高考的话题。我的思绪，也随着众人的谈论，被拉回到当年参加高考的那段岁月。

　　1977年恢复高考，这一声春雷，唤醒了广大学子们沉睡已久的知识渴望；这一道穿透迷雾的光，照亮了学子们沉寂十年的追梦之路。

　　高考，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机会。人人都要做同一张卷子，就算你家穷得连耗子去了都要哭着回去，只要分数够了，就能被录取。

　　在高考刚恢复的头两三年里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能考上的人“稀得跟米汤一样”。考中的概率犹如火星撞地球——全班尽墨、全校落第的状况屡见不鲜，被戏称为“抹白板”和“剃光头”。

　　我们这些穷乡僻壤的孩子，从小衣食不周，生活备尝艰辛，骨瘦如柴，面带菜色，就像石缝里的小草，时不时还会被踩上几脚，却仍拼命长高，不甘平庸，努力拼搏，总想摆脱贫穷的羁绊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更大的天地，看看那天地究竟有多美好。那个年代，我们心思纯洁，眼神澄澈，青春纯粹得令人怀念。虽然“吃着救济粮、穿着救济衣、花着救济款”，但每个人的眼神里都闪烁着自信与淳朴的光。

　　当年的我，成绩平平，和那些举旗扛鼎者相差十万八千里，犹如墙角的一把扫帚，可以说“无人与我立黄昏，无人问我粥可温”。按理说，高考于我没有难以断舍离的交集，更不会有魂牵梦萦的怀念。可因缘和合，我也是乘着高考的东风，于1979年秋季连滚带爬地混进了师范学校的大门，后来才忝为人师。

　　犹记得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早晨，我拎着破布袋，和班上几十个同学一起，坐上了唯一一趟班车，赶往河畔中学赶考。客车喘着粗气，在搓板似的路面上颠簸。坐在车窗前，吹着呛人的风，吸着时不时灌进来的灰尘和弥漫车厢的旱烟味，望着眼前飘过的树木、村庄和田野里躬身劳作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运气不错，在河畔车站刚一下车，就碰见一位非常热心的小姐姐，她接我到家里吃住，承蒙热情招待，让我倍感温暖。而我的大部分同学，却是吃着干馍馍、喝着凉水、住着大教室参加考试的。

　　三天的考试结束了。有人抿嘴而笑，有人追逐打闹，有人手舞足蹈，有人垂头丧气，有人像个无事人一般。我因身体和药物的缘故，考数学和物理时几乎处于酣睡状态，自知考试失利的可能性极大，便将准考证随手抛向了滚滚黄河。

　　那封录取通知书，对考生而言，几乎就是命运的判决书。在当年录取率极低、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大环境下，若能考上，岂不是天降馅饼的事？可馅饼是稀缺资源，怎么会随便掉呢？就算掉了，能随便捡到吗？轮到我捡，恐怕早都过期了。这个想法一旦滋生，便不可遏制地裹挟着我，痛苦的滋味在心里氤氲着，慢慢扩散，折磨得我寝食难安。

　　有句话叫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就来了”。还真让人说中了。梦想从不会被辜负，生活总有爱与惊喜——只要心中有光，脚下就会有路。在一个酷热的中午，我刚刚从炎热的麦田里抢收金子般的麦粒归来，一身疲倦，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大门前的树荫下休息时，一纸体检通知书如一只衔着春泥的燕子翩然而至。此时此刻，微风拂过，送来一阵花香，清新的，沁心的，让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滑落脸庞。

　　这是命运冥冥之中对一个孩子的眷顾——它堵住了我出去的门，又为我开启了一扇跳出去的窗。我整个人兴奋得一塌糊涂，高兴得大吼了几声，以此表达激动喜悦之情。脚下的每一步，都仿佛踏在时光的琴弦上，弹奏出的都是快乐的旋律。从此，我凭借读书积累的底气，走出校园，踏上社会，开始迎接人生更加严峻的考验。

　　“艳阳时节又蹉跎，迟暮光阴复若何。”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当我重新来到那方深深烙印着我生命轨迹的地方——河畔。当我走上石桥，摩挲着粗糙的桥墩时，如遇故人，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与温度。

　　虽说清澈而充满激情的青春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但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信念根深蒂固。回首往昔，时光如同电影片段一般，经常不停地在脑海中闪现。那些高考的岁月不断警示着自己：要不忘初心，珍惜眼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