付志远

　　车子往天山方向开，雪峰一直在路的尽头悬着，像一幅挂在天边的画。一百多公里，越走越静，越走越空，直到连风声都变得清清楚楚，我知道，快到了。

　　友人已经在门口等着。远远看见我的车，他便挥起手来，动作幅度很大，像是怕我看不见。他还是穿着那件旧外套，颜色已经说不清是灰还是蓝，洗得薄了，风一吹就贴在身上，显出一个瘦而结实的身影。我停下车，他迎上来，就那么笑着看我，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天山谷地里深深浅浅的沟壑，可那里面淌着的，分明是暖意。

　　时近正午，我邀他去镇上吃饭。他摆手说家里有馕有茶，不必破费。我说这么多年了，还跟我客气什么。他便不再推辞，只是笑着摇头，好像在说“你啊你”。小馆子很简陋，他吃得很慢，每一口都像是在认真对待。饭后我问他今年有什么打算，他放下筷子，伸出一根指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今年想存一千块钱，每月存一百。”他说这话时，那根指头在午后的光线里立着，不长，也不直，指节处鼓着常年劳作留下的硬结。可我看着那根指头，忽然觉得它撑起了一片天，一片属于他自己的、小小的、却实实在在的天。他说话的语调很平，可眼睛里透着光，那光不刺眼，温温润润的，像是从很深的地方一点一点渗出来的。

　　他生活在希望里。这希望是每个月存下一百块钱时心里那份踏实。我们这些自以为富足的人，倒常常活在焦虑里，活在对明天的担忧里。而他，却把生活过成了有盼头、沉甸甸的。

　　饭后随他回家。他洗茶碗的样子让我看得入了神。天山雪水盛在粗瓷碗里，他一遍一遍地涮，手指在碗沿上细细地抹过去，像在抚摸一件贵重之物。水很凉，他的手冻得发红，可他做得极其认真，仿佛这世上再没有比洗干净一只碗更紧要的事。我坐在旁边，忽然有些惭愧，惭愧于自己平日里的潦草和敷衍。一个人用这样的心对待一只碗，那他对待生活，又该是怎样的呢。

　　他家外面有条小河。八月来的时候，河滩上还是绿草如茵、山花烂漫，像谁把一匹缀满碎花的绿绸子铺在了天山脚下。八月下旬一场融雪洪水，把地表上的万紫千红全卷走了。可就在这片荒寂之间，竟立着一棵柳树，枝叶繁茂，绿得发亮。洪水带走了它脚下的泥土，却带不走它活着的意志。友人站在树下，仰头看着，说：“它活得好着呢。”语气里满是敬佩，又像在说一位共同的、不肯认输的老友。那棵树在风里轻轻摇着，叶子沙沙地响，像是在回应他。

　　下午的阳光热辣辣地照着。他领我去看他的蒙古包，三顶白色的圆帐立在草地上，远远望去，像三朵落在地上的云。他说起未来时，皱纹便舒展开来，成了笑纹：“今年三个蒙古包，四个月争取挣一万块钱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声音里有一种富有感染力的笃定，仿佛那钱已经稳稳当当地在路上了。我看着他黝黑的脸，看着那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，忽然觉得它们不再仅仅是岁月的刻痕，而更像是一道道细小的、干涸的河床，等待着某一天，被希望的水重新灌满。

　　我开车帮他把被褥等物品搬运到蒙古包去。被褥捆得整整齐齐，虽然旧，却干干净净。他坐在副驾驶上，很开心的样子，像个孩子得到了盼望已久的礼物。路上说起他的妻子，四年前因心脏病走了，走得很突然。他说这话时，眼睛看着前方，语气平平的，好像在说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可我看见，他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攥了一下。他又说起两个女儿，大女儿成了家，带两个孩子，女婿放牧；小女儿在附近的加油站做工，对工作满意。他说这些时，没有抱怨，没有愤懑，只是陈述着事实，好像天气的阴晴、草原的枯荣，都是自然不过的事。一个人经历了这些，脸上却还挂着那样的笑容，这笑容便有了重量，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。

　　离别时，他再三邀我明年六月份来。他说那时山花漫野，气候宜人，他宰羊做烤肉、抓饭。我说一定来，一定来看望他。他便笑了，笑得那么开心。

　　后视镜里，他的身影渐渐小了，小成天山脚下一棵小小的草。可我忽然觉得，那草是蓬蓬勃勃地长着的，根系深深扎进贫瘠的土地里，汲取着极少的水分，却开出最饱满的花来。

　　他清贫，在世俗的眼光里，也许微不足道如尘土。可在我心里，他是一棵有信仰的树，一株有韧性的草。真正的朋友，不就是这样么？不在于他给了我什么，而在于他让我看见了什么。他让我看见，人可以身处逆境而内心平静，可以贫寒而笑容灿烂，可以一无所有而怀有坚不可摧的希望。这希望，比天山雪水还清，比戈壁胡杨还韧，在他黝黑的脸上，在那一道道与我相望的沟壑里，静静地、倔强地亮着。